平心而论，在戊戌政变的*风云中，张、梁的心态都有不同程度的扭曲。1900年， 为慈禧议废立一事，梁启超忿怨交加再次上书张之洞说：“从前之交谊，既已尽绝，非 惟阁下绝启超，抑启超亦绝阁下也”，但是，二人同居中国，同戴一皇上，因此“私情 虽绝，而公义未绝”。接着，梁就张之洞不谏阻已亥建储一事，对张兴师问罪并加以嘲 讽，说“吾不知阁下曾有何面目以见天下人，更有何颜以自读光绪五年之奏议也。…… 即以阁下之无耻，但使清夜扪心自问，亦未必无天良发现之时”，由是他怀着对张之洞 “天良发现”的一丝希冀，用激将法劝张“亡羊补牢”，“率三楚子弟，堂堂正正清君 侧之恶，奉太后颐养耄年，辅皇上复行新政”。但他又料定张之洞为保自己的地位和身 家性命，不会接受他的建策。该文紧后分析了张之洞所处的地位，认为张必将落得“欲 归新党，而新党不屑有此败类；欲附贼党，而贼党亦不愿有此赘瘤，卒至进退失据，身 败名裂”的下场[1](文集之五《上鄂督张制军书》P63-66)。这篇洋洋二千余言痛快淋 漓戳中要害的上书，与其说是向张之洞建策，倒不如说是发泄对张的怨恨以及对张的挞 伐。张之洞终于无言以对。同年，梁启超还写了上粤督李鸿章书，虽然对李鸿章也有批 评，但仍尊称李为“大人”或“公”，并一再叙及对李的感激之情。梁启超对张、李的 态度，可谓泾渭分明。1901年，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将李鸿章同张之洞作比较，认为 “张不足以望李之肩背”，他说：“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 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并说张之洞“虚骄狭 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1](专集之三《中国四十 年来大事记》P81)。这一明显褒李贬张的评论，自不免有失偏颇。但若洞悉梁对李、张 二人的恩怨，其作上述评论也就不难理解了。 

总之，张之洞和梁启超都是近代史上的过渡型人物，他们都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求变 ，梁启超的“流质多变”和张之洞的“善趋风势”，都是这种求变的反映。对时代的感 悟和求变心理，促成了张、梁的相知与交谊；但他们二人变法纲领不同，社会角色不同 ，学术门庭、文化观各异，而*风云的变幻，又促使他们反目交恶。他们的交谊、交 恶是当时社会上两种势力既求同存异合作，又有矛盾斗争的缩影，它对维新运动的历史 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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