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军包围之后，丁汝昌与威海营务处候选道牛昶昞、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共同起草一份告急文书，派人携往烟台送交登莱青道刘含芳上报，内称：“昌等现惟力等死守，粮食虽可敷衍一月，惟子药未充，断难持久。求速将以上情形飞电各帅，切恳速饬各路援兵星夜前来解此危困，以救水陆百姓千万人生命，匪特昌等感大德云。”（注：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二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3册，第415页。）此信直到2月5日才交到刘含芳手上。也正是在这一天，日本舰队因从海上正面进攻难以奏效，特派鱼雷艇进行偷袭，于凌晨终于潜入港内，发射鱼雷将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号击成重伤。次日凌晨，日军鱼雷艇的偷袭再次得逞，又将港内的“来远”等3艘舰船击沉。

在日本鱼雷艇的偷袭连连得逞之际，港内中国鱼雷艇的管带们也在暗中策划一个惊人的行动。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后人多有不知，北洋海军的大小13艘鱼雷艇实际上并不隶属于舰队，而是由旅顺鱼雷营管理，归旅顺船坞总办节制。丁汝昌战时调用鱼雷艇，都是先与旅顺船坞总办协商，并上报李鸿章。直到旅顺失守后，这些鱼雷艇才全部划归丁汝昌统一指挥。这种关系必然会给丁汝昌使用鱼雷艇带来不利影响。事实上，中国的鱼雷艇在战争中一直没有发挥作用，当然也没有受到任何损伤。尤其令中日两军都感到震惊的是，当日本舰队于7日晨在威海港东西两口外向刘公岛发起总攻时，港内的13艘鱼雷艇和2艘汽艇突然冲出西口，全速向西逃走。结果可想而知，在日舰的追击下，这些鱼雷艇不是自己搁浅就是被击毁，无一幸免。10日，李鸿章接到刘含芳转来的丁汝昌最后一封告急文书：“自雷艇逃后，水陆兵心散乱，如十六七日（2月10、11日）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注：李鸿章：《寄译署》（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七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3册，第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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