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清末瘟疫与民众心态 |
 |
时间：2007-3-9 16:48:04 来源：不详
|
|
|
采用西方的法律形式和原则。此后颁布了《预防传染病章程》，由国家力量强力介入，对人们的公共卫生行为规范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界定。如章程第二条规定：“前条所指容易传染之病，当行预防后，应由该管官临时指定之。”第三条：“有得传染病及因传染病死者，应于当日速行呈报该管巡警局。”第四条：“患传染病者，应从巡警局之批示用清洁及消毒方法。”第十一条规定：“医生诊视传染病时，须将消毒及清洁各法告其家人，并即时呈报该管巡警局。清洁法有扫除、洗涤、疏浚、搬运。消毒方法有：焚烧消毒、蒸晾消毒、石灰消毒、药品消毒。”[30]再如《天津防疫章程》规定：“居民如有患病者立即报明医院，由医官前经验视即抬到医院诊治”。“如有患瘟病故者除将病人住房用硫黄薰过外，仍封闭十日后方准住用。”“病故人棺木抬埋时报知医院派令巡捕随去当面看明；掘坑至七尺深，铺用白灰，再行掩埋。”“凡装过病人之车辆船艘，均须用硫磺薰过以消疫气。”[31]等等。此外，晚清时期早已出台了海港检疫章程。
公共卫生体系的初步建立，使中国医学第一次从关注个人走向关注社会，由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开始了重大的模式转型，直接导致民众视角的变换。瘟疫流行时推出的行为规范，会内化为民众心态，成为其行为习惯的一部分，当是无疑问的。
第二，民众心态的变异也与当时官方与民间对现代医学卫生知识的宣传、普及有关。如当时报刊上登载了很多白话写就的、宣传性的小文章，对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当不无影响。这些宣传性材料，有的由官绅所办临时防疫会发出。如《大公报》刊登天津临时防疫会转发保定临时防疫局的一则告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