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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瘟疫与民众心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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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48: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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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材异地，俱推西医为神妙。而达官贵人，偶染微恙，又往往以巨金延西医。堂堂中国无一良医，可耻孰甚。”[27](p450)罗志田亦指出，在清末，西医已拥有话语权势。[28]上述民众观念的某些变异，固然与瘟疫这种灾变动力机制的促发有关，人们为了对付瘟疫，往往使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大量新科技、新发明投入应用，民间、官方的迅速行动，最易引起观念的更新。笔者认为，这种转变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也与晚清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社会面貌的变化有关。因此，民众心态的变异，就公共卫生方面而言，与以下几个因素有着一定的联系：
第一，灾变动力机制促发了公共卫生网络的初步建立，而公共卫生制度化框架的顺延展开，对人们的观念形态具有强大的模塑作用。
瘟疫爆发时，清政府在京师设立临时防疫事务局，归民政部监督，掌握内外城，预防鼠疫事务。分设五科，专司检菌、捕鼠、诊断、检验、清洁、消毒、注射等等，设局长1人，副局长1人，提调2人，医官长1人，医官10人，书记20人，司事60人。民政部又设立卫生会，由军谘处等衙派遣会员及通晓西医人员莅会讨论，按法实行。巡警总厅，组织卫生警察队，保持清洁，预防瘟疫和办理公共卫生事务。[29(p218-221)在地方，则设有防疫局或防疫事务办事处，如锡良在奉天设防疫总局，汉口车站设有防疫办事处，派医生查验疫情。保定、天津设有临时防疫局，详定章程规则，附近府、州、县遇有疫患，由该局派医前往设法消弭。此外各地商会等团体也设立了防疫会、防疫医院等民间组织。这些机构、组织无疑是由灾疫所促发的，但很多都演变为永久性机构。一如伍德所言：“且我国往时疫病流行，从未闻有防御之者，该次实为中国举办防疫之起点，树公共卫生之基础，厥功甚伟。”[5](p6)
另一方面，公共卫生法规在此时也频频出台。1909年正月清廷颁布上谕，提出修改法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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