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而投之于火，此非不足吝惜也，生命与财产其轻重固自有别也。而我国之风俗又与之相反，身死未寒而争产之人已振臂而起。授之者以是为惠.取之者以是为利，而生命危险所勿顾。生命亦遂因之而多丧。若扫除之法行，则害人之物少，而贪小利受大祸害者，亦稍有艾矣，凡此三者，不清其源而清其流也。[12]
也有人借鼠疫为题，讥讽时政。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夕，人们对当时*腐败不满的心态：
近以防鼠疫之故，警厅下令民间，凡捕鼠送警厅者，与铜元二枚，杀鼠巨万。或曰即使都中并无鼠疫，然假此将都中鼠除尽，俾免损毁器物、盗窃食品、搅扰睡魔，亦大佳也。有人传示一诗曰：“杀鼠令虽苛，无如鼠辈多。蒸成疫世界，拢就鼠山河。鼠岂烧能尽，疫非药可瘥。欲求兹疫净，宝剑要重磨。”[10](p159)
此外，还有庸医对病人勒索重金，或草菅人命者，自不待言。
三 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与民众心态变异
事实上，上述民众对瘟疫的恐惧心理和对现代防疫手段的排拒心理，在20世纪初几次疫情过后逐步淡化，民众多能改变其心态，从迷信走向理性。特别是东北鼠疫流行以及成功的防疫，民众大多转而信服西医，如时论所称：“中国政府，素来重中轻西。自斯疫之发生及扑灭，中医束手、西医奏功，使政府诸公深感西医远过中医。”[26]有迹象也表明公共卫生观念在树立当中，如在北京，当时有文章写道：“盖京师只为通国之代表，夫人而知，至于中国北京街道之污秽、房屋之不清、卫生之不讲、疾疫之丛生，为各国报纸所腾笑，自义和团作乱，联军入京后，京师之房屋街道，较前稍为清洁。乃时隔十年，又有鼠疫之扫除，将往时不清而多疾之北京，一变而为清洁宜人之北京矣。其进化之迅速，施行之敏妙，不独为中国政府所不及料，亦为治疫西医所不及料者也。”[26]其转变之迅速令人惊叹，因为在近世社会转型史中民众观念的转变从来没有这样迅速过，以至于有人对此颇有微词：“陆海各关之验疫，红十字会之入会，戒烟药物之检验吗啡，中国以无技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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