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滋事者,一经发觉,惟该督抚是问,即当重治其罪,不能复邀宽典也。”[23]
对于其他各省的官员,乾隆帝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难以理解,天主教在雍正年间即被严禁,不许内地人传习。而一些传教士初则为内地人勾引至广东,继则纷纷潜至各省,居住传教,时越20余年,地则连及数省,各地方官何以毫无觉察?西洋人面貌语言与内地人迥然不同,又行踪诡秘,止与教内人往来,地方上有此形迹可疑之人,自当访察严拿,何至如此疏忽?他令各省官员认真查缉,以此赎罪,并严厉警告:“如各省经此次查办之后,复有勾引西洋人及私自传习邪教之案,则是该督抚查办不力,漫不经心,将来别经发觉,惟该督抚是问。”[24] 许多官员都因此受罚。
2、嘉庆年间的禁教措施
嘉庆年间,天主教的暗中流传仍然相当严重。嘉庆十年(1805年),德天赐案发生后,清廷得知京城和各省均有传教活动,采取了一系列的禁教措施。
德天赐是意大利传教士,乾隆年间来华,以技艺之人进京效力。嘉庆九年(1804年),他将一张中国地图和信件交给中国教徒陈若望,托其带往澳门。陈若望南下路经江西时,被官府抓获。九年十二月,江西巡抚将此事上奏。十年正月,德天赐被捕。据他供认:“图内所开地方,俱有民人在我们各堂习教。因各堂规矩不同,恐到京时争论,所以分别标记。”[25] 他还供认:北京天主堂有南、北、东、西四堂,四堂共有先生8人,分赴外省传教。京城中有许多教徒,旗人中也有不少人入教,畅春园看门人汪茂德也是教徒。这个情况令清廷大为震惊,下令追查,严行禁教。
首先,清廷抓获并处罚了与德天赐案有关的所有习教传教人员,将陈若望、汪茂德等人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德天赐解往热河,在厄鲁特营房圈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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