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耶稣会会长巴多明就曾对清朝大臣说道：“我们为了在朝廷、北京、诸省传布天主教，同时为了对皇帝尽最大的奉献，才来到中国的。”[36] 法国耶稣会士汪达洪则向乾隆的宠臣和珅明确表示：“来华之目的首在传教，次在为朝廷尽微力。”[37]

由此可见，在乾隆与传教士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对于一方是重要的东西，对于另一方则是次要的。传教士始终希望能在中国传教，便极力争取乾隆的好感。他们一方面以自己的科学技术为清廷服务，一方面抓住一切机会，利用各种方法巧妙传教。

乾隆对居在京城、为清廷服务的传教士尚能手下留情，但对潜居各省、秘密传教的西洋人则严加惩治。他曾说过：“北京西士功绩甚伟，有益于国，然京外诸省西士，毫无功绩可言。”[38] 他的方针是留住前者，驱逐后者。

嘉庆帝继承了上述措施，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了对京城传教士的管理。嘉庆十年（1805年），他批准了《西洋堂事务章程》。这个章程共10条，主要内容为：一、管理西洋堂事务大臣各派司员二员经理一切，并各添派章京四员经常到堂轮流稽查；二、步军统领衙门派步军校一员，步甲五名，营官一员，营兵五名，每日轮流在该四堂门前严密稽查；三、将西洋四堂的匾额“敕建天主堂”字样磨去，以免愚民受惑；四、除西洋人自奉其教，按日念经，例不禁外，旗民人等概不许私赴西洋堂。西洋人亦不许与旗民交结往来。在钦天监供职的西洋人，因公出门，须先期报官，届时与营官一员同来同去。无职的西洋人止准在四堂间往来，亦派兵役随行。如有乘机私赴旗民人家往来者，即行拿解，交步军统领衙门究办。五、西洋人如有寄回本国家信，俱令回明本管堂官，行文俄罗斯馆认识西洋字之人认明译出后，经本管堂官看明，再行用印，由兵部寄往两广总督。欧洲方面的来信，亦令两广总督拆封看明，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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