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乾隆登基之前，郎世宁便与他有了联系，为他绘制过精美的图画。乾隆继位之初，郎世宁又为他绘制了多幅图画。其中最重要的一幅画，是他与唐岱、沈源合笔绘制的《圆明园图》。这幅图充分展示了圆明园的美丽景色，深得乾隆欢心。元年（1736年）三月，乾隆下令：“赏郎世宁、唐岱每人人参二觔，纱二疋。赏郎世宁徒弟每人官用缎二疋。”[48] 同年九月，他再次下令：“赏西洋人郎世宁上用缎二疋，貂皮二张，郎世宁徒弟四人每人官用缎一疋。”[49]

乾隆二年（1737年），郎世宁继续为圆明园绘制室内装饰画。据清代档案记载，十一月二十二日传旨：着郎世宁将圆明园各处油画画完时，再往畅春园寿萱春永处作画。繁重的工作，使年近半百的郎世宁疲惫不堪。三年（1738年）年初，郎世宁身患疾病。乾隆极为关切。二月二十七日，他赏银一百两供郎世宁养病之用。四月初，郎世宁病情好转，乾隆特许他在家工作，不必出门奔波。明确指出：“郎世宁之病如好了，着伊在家将保合太和围屏上画画，得时送进。”[50]

清帝对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的赏识与器重，引起了法国传教团的极大关注。为了与郎世宁的影响相抗衡，法国传教团要求国内选派有才华的画家来华传教，用绘画获取皇帝的欢心，以便于法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以扩大法国在东方的势力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耶稣会特派画家王致诚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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