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整理，整理出《管子集校》、《盐铁论读本》等。当然，郭沫若不只是吸收继承了传统的考据学，而重要的是他以辩证唯物论为锐利武器，批判和超越了传统考据学。因为包括王国维在内的传统考据学，对文献典籍的整理还多停留在整理阶段，而郭沫若的研究和考据则具有批判性质，正如他自己所说：“整理的终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知其所以然’。”否则，郭沫若也只能是位长于考据的国学家，而不可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
与郭沫若相比较，范文澜受乾嘉汉学的影响更为明显。他青年时代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师从于音韵训诂学家黄侃和古文经学家刘师培。当时，他“笃守家法，朝夕诵读经书及《汉书》、《说文》，决心追综乾嘉诸老，以专精训诂考证为己任”。后来，他接受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仍然强调扎实的考据学风，提倡“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胡绳同志在《范文澜的严肃学风》中说“范老站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发扬了中国经学家、史学家一丝不苟，言必有据的治学态度”，“他排斥和鄙视那种空疏浅薄的学风”。这说明范文澜也是继承了乾嘉汉学，并超越了乾嘉汉学，郭沫若与范文澜的学术成就与治学经验表明，只有在科学的理论思想指导下，批判继承包括乾嘉汉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把学术研究引向划时代的崭新阶段。
探讨和研究乾嘉汉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作用和影响时，还必须清醒地注意到该学派具有烦琐、泥古、脱离实际的弊端。这对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也势必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它直接影响到有些学者认为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和考据学，而理论没有史料和考据可信，甚至认为历史没有什么规律可循。还有一些人，由于各种原因，当对现实产生某些看法和不满时，希冀摆脱现实斗争，发思古之幽情，以寻找慰藉，进而埋头于考据。如此等等都是乾嘉汉学的局限和弊端可能导致的一些消极影响。因此，在研究乾嘉汉学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时，对其消极面也必须实事求是地予以正视。一代有一代的学术，我们的前辈从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到郭沫若与范文澜，都曾经在其所处的时代继承并超越了乾嘉汉学。今天，在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知识和信息高度密集，科学和经济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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