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乾嘉汉学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结合起来。能够“取地下文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又取“异族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并“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考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王国维之后，当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陈垣与乾嘉汉学的渊源尤为明显。国内外不少研究陈寅恪学术思想的学者都指出：“陈氏的著作一如乾嘉诸老的著作，大都属于考证、疏证、笺证、考释之类。不过陈先生也是中西互观，能对之相互取长补短，因之能比乾嘉学派更上一层楼。”与陈寅恪齐名的陈垣，同样与乾嘉汉学有密切渊源，“他在史学研究上，一向重视考据，从年轻的时代起，就很欣赏乾嘉学者的考据成就”，“生平著作大都与考据有关”。二陈的治学实践与学术成就，证明他们既继承和发展了乾嘉汉学的治学方法，又吸收了欧美近代的学术思想与方法，做到中西互观，融会贯通，才不断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在从资产阶级学术文化向马克思主义学术文化转变的过程中，在史学领域郭沫若与范文澜可说是杰出的代表。郭沫若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新文学的开拓者，不仅吸收了世界优秀文化成果，而且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予批判继承，对于传统的治学方法——包括乾嘉考据学，同样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并成熟地运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综观他的文、史、甲骨、金文及考古学方面的著述，可以看到考据学的一些基本方法和手段，诸如文字、音韵、校勘、训诂、辨伪等，都曾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他童年时代就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十岁时就从长兄学习段玉裁的《说文》及《群经音韵表》。读高中就自学《皇清经解》，对其中收录的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尤感兴趣。郭沫若于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更是直接吸收了罗振玉、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抗日战争期间，当他将治学兴趣转向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研究时，又几乎穷尽所有有关材料：“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我都做了尽可能的准备和耕耘。”郭沫若还以极大的精力，直接运用考据方法从事学术研究，他的名著《青铜时代》就是一部偏重考证性的著作。另外，新中国成立后，他还进行了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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