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它影响了清代特别是乾嘉时期的学术风貌。由于乾嘉汉学在乾嘉时期独盛，致使当时“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当时，各个学术领域的众多学者都趋向考证，学者们对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研究，在治学内容和方法上都以考证为出发点。在这种风气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微观方面比较深人，如前所述，各种历史文献典籍大都得到整理，不仅整理成果辉煌，而且使整理的方法和手段，诸如校勘、版本、目录、辑佚、辨伪等也都得到发展和完善。但由于乾嘉汉学偏重于对历史文献中的名物典制及一字一句的考证与注疏，对于社会现实提出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实际问题，都未能给予应有的关注，致使当时学术思想界，从宏观方面对思想理论的探讨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比较贫乏，思想文化领域一时显得枯燥和沉寂。这虽然是清朝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统治导致的恶果，但乾嘉汉学掀起的考证风支配着学术文化领域，无疑对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局面也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乾嘉汉学在学术史上的影响更大的还表现在治学方法方面。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次是由古代的封建文化向资产阶级文化转变；一次是从资产阶级文化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转变。在这两次大的转变这程中都涌现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著名思想家和学者，如第一次转变过程中的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第二次转变过程中的郭沫若和范文澜等。而这些人在治学方法上无不受有乾嘉汉学的影响。

        在由封建学术文化向资产阶级学术文化转变过程中，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都是著名代表人物，但他们的学术中都深有乾嘉汉学的烙印。章太炎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宣传家，其*思想与学术思想，都远远超出乾嘉汉学范围。但终其一生，作为“国学大师”，在经学、小学方面的成就，无疑与他早年在“诂经精舍”从俞樾问学受到严格的朴学训练有关。王国维作为一代学术大师，在哲学、史学、考古、戏曲、诗词等方面都取得惊人的成就，重要原因就在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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