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道差把总指挥张四维会臣救解，杀追倭船二只。此皆赤心补报，诸司俱许录功申奏，何反诬引罪逆，及于一家？”他还指出“以夷攻夷，此臣之素志，事犹反掌也。如皇上慈仁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马微劳驱驰”；(104)第三，王直又以日本不犯中国为条件，提出对日本开市通商，让中国政府纳贡抽税，他说：“浙江定海外长涂等港，仍如广中事例，通关纳税，又使不失贡期；宣谕诸岛，其主各为禁制，倭奴不得复为跋扈，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敢不捐躯报效，赎万死之罪！。”(105)刑部主事唐枢也认为王直的建议可行，他在《复胡梅林论处王直》函中指出：“今方海寇炽虐，残害地方，财费靡极，公私俱困，久经四五年来，算无全策，贼未尽灭。王直自愿招谕岛倭，以夷攻夷，立功报效，坐令地方安堵，东南税赋之场，复归生理，似亦便宜良计，实为利之大者”。可见，王直是我国十六世纪的重要历史人物，他的活动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前进，有人把他打成“民族罪人”、“倭寇头目”，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今天只有以对待闭关锁国政策的态度，结合十六世纪的经济形势来进行衡量，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这样，既使王直称不上十六世纪反对封建闭关锁国政府的英雄，至少也称得上是我国十六世纪进步势力的代表，他的历史地位和农民起义领袖们不分上下，应该给予肯定。
杨光先（字长公，祖籍浙江余姚，(106)后迁江南徽州府歙县，信仰伊斯兰教，他曾以恩荫袭新安卫副千户，崇祯十年（1637年）让职与其弟杨光弼，至京师奏劾大学温体仁和吏科给事中陈启新，遭廷杖，谪戍辽西，清初回江南，旅居京师，投靠鳌拜集团，从顺治至康熙初年，先后撰写《辟邪论》、《正国体呈稿》、《孽镜》、《请诛邪教状》、《摘廖十论》、《选择议》、《与许侍御书》等（后合编为《辟邪论》和《不得已》两书），批判天主教为邪教，指斥利玛窦、汤若望等耶稣会士是外国间谍，是潜谋造反的西洋人，骂徐光启贪图洋人的奇器巧物，不以海律驱逐，反荐利玛窦、汤若望于朝，假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于是西洋人横行中国，“内勾外连，谋为不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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