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下册［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470.）， 这就使他们不只是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科技人才，亦是策动科学文化传播的媒介。近代甘肃社会经济的现代化由此既有了技术的促进，又具备了思想的潜质。
其次，他们发展甘肃经济的思想、言论及其实践，在无形中传播着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与思想观念，形成了对甘肃传统重德轻利的经济价值观念与“百工技艺泥成而不知改良”和“家园株守，百里无负贩之人”（注：彭英甲.陇右纪实录，卷八［M］.甘肃官报局石印，1911.）的经济状况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诱发并刺激了近代甘肃经济的全面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同时，亦促进了甘肃创新意识的最初萌芽。
再次，他们组织、领导甘肃地方经济建设，促进了甘肃经济的初步市场化并奠定了经济现代化的初步基础。“束缚中国本国商业的市场结构的因素主要不是沉重的官方勒索，而是近代以前交通运输的各种局限性。”（注：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58.）他们对近代交通的开发，不仅因运输成本的降低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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