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大量的双边关系史。近代中外关系史是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其基础是中国与各国的双边关系。中外关系史研究一般都是从双边关系做起。有多少对外关系国，就有多少双边关系。近代中国先后与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建立关系，因此也就有几十个双边关系史需要研究。由于中国与世界六个强国的关系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重要，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影响巨大，多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多专注于此，这是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但它们终究只是全部中外关系的一部分，在全部双边关系中只是一小部分；毕竟还有许多其他双边关系存在，其中每一个都自有其历史意义，有的在某时或某事上曾起过重要作用，因而也是值得和应当研究的，多年来多被忽视，不能不说是一种偏颇。例如澳门回归使人们意识到中葡历史关系的重要性，正在推动全面的中葡关系史的研究（实际上早在30年代就已有人做过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过周景濂著《中葡关系史》可为明证。此书1991年重印）。由此应联想到许多在对华关系上其重要性绝不亚于葡萄牙的其他国家，以欧洲来说如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等，它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的历史也都该提上研究日程了。在扩大中外关系史研究对象上，近二十年来进展不大，这个状况亟需改变。中外关系史研究应该有一个宏伟目标，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所有双边关系研究的空白都一一填补上。这个研究既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在的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要鉴往知来，是需要了解与各国关系的历史渊源的。这不是说要削弱与六个强国的双边关系的研究，只是这方面不少问题在同一水平上的重复研究也很多，也有无效劳动，把这个力量转用到其他双边关系史研究上，其作用和效果也可能大多了。
第三是中国参与的国际活动。从19世纪中叶起，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相继侵入中国，随后中国也逐步进入世界。中国进入世界有两个方面，一是进入各国，发展双边关系；二是参与国际活动，促进多边关系中的交往。这后一方面有多种形式，如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包括国际博览会之类）、加入各种国际公约和国际组织等等。这些直接反映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的活动都是中国对外关系的组成部分，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是应当把它们都包括在内的。许多论著确实常谈到中国参加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向国联控诉日本侵略、参与联合国的筹建等情况，但还有大量的国际活动如中国参加两次（1899年和1907年）海牙和平会议、中国在国联中其他方面的表现等等都很少或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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