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一印度官员的话说:印度在英国的治理下,国富民强,中国也应选东南两省之地,租归英治,凡有利弊,听其变置,50年为期,必结善果。(注:《万国公报》(26),卷94,第16441-16442页。)这无异是主张瓜分中国了。林乐知诸人最终仍然是代表着英美的利益。
探讨《万国公报》与戊戌维新的关系,不是本文的任务,但这里要强调的是,不仅前者所提示的育才为第一要务,进而实现设议院、改革*、以变法避免内乱等新政主张,实际预设了后来康梁诸人明显的维新思想的进路;而且它所鼓吹的新政当有英美人士来主持的主张,同样影响了维新派,康有为强调英美是“救人之国”,甚至奏请光绪任命李提摩太为顾问,就反映了这一点。换言之,《万国公报》的这一方面言论,有助于中国维新思潮的发展,但这并不改变它代表英美利益命意之所在。
《万国公报》是其时报道、评论中日甲午战争最具影响力的刊物。战后,蔡尔康诸人复将相关文章先后辑成《中东战纪本末》初编8卷、续编4卷出版,一时风行,洛阳纸贵,以至于要劳动苏松太兵备道出示严禁资版。而其广告也赫然写道:本书不仅是研究中国新政与中日战争的必备书,“且今岁秋闱礼部议准第三场兼问时务,岁科试经古场,尤重之此二编”,是为最重要的“揣摩秘笈”。(注:《万国公报》(26),卷99,第16853页。)同时,也惟其如此,《万国公报》关于甲午战争的报道与评论,其影响愈益扩大了。但它的报道、评论,是非参半,真伪互见。就其以英美在远东的利益为价值取向,不惜混淆是非,为日本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张目而言,它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但是,当它以较为客观的立场比较中日,尖锐地指陈中国致败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引出教训来,疾呼清政府幡然改过,革故鼎新时,显然又具有自己的合理性。此种是非真伪的互见,也决定了《万国公报》的宣传得失两分。战后清政府亲俄,既反映了英美远东利益的受损,同时,也说明了《万国公报》前一取向的失败;而斯时勃然兴起的康梁维新派,几视《万国公报》为启蒙的教科书,并对李提摩太诸人深抱希望,则反映其后一取向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万国公报》的这种两面性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说明,近代来华的传教士、商人和其他一些文化人,从总体上说,他们难以摆脱西方殖民主义政策的影响,但是,其思想、言行与本国政府及其政客毕竟又有所区别,不宜等量齐观。所以,我们可以说,林乐知诸人终究无法超越自己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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