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警告清政府，再不更法，民变将起。狄考文说，沿海各省通商既久，居民素与外人相习，“乐从彼法者，百倍内地”。自备资斧，往西方留学，卓有成就者，也不乏其人。“朝廷守旧不变，隐有携贰之心。”惟有变法图强，才能号召群才，“收拾人心，在此一举”。（注：《拟请并设总学堂呈译署王大臣》，《万国公报》(27)，卷100，第16859页。）林乐知讲得更坦率，他说：沿海华人多于西方新政耳濡目染，“不免跃跃欲试”。今为日本所败，更觉自惭形秽，而斥官府祸国殃民，“激昂慷慨，有不足为外人道者”。（注：《险语对中上》，《万国公报》(25)，卷83，第15661页。）故守旧不化，“诚大乱之根苗也，万一华民齐起大呼，求设议院，以通君民之隐”（注：《东抚导民方命论》，《万国公报》(26)，卷98，第16756页。），国家勉从，固属大幸，但事不出于君上之特恩，而迫于民间之哗变，于国体已是大伤。何况更有甚者，相信西方“以民为主，官吏可任意废置”，其愤于政府误国，难免“有藐法违纪，妄思尝试者……近日粤东之乱是也”。（注：《险语对中上》，《万国公报》(25)，卷83，第15661页。）所谓“粤东之乱”，无疑是指1895年10月兴中会的广州起义。这与康有为在上书中警告光绪帝，再不变法，金田之役将复起，“恐皇上与大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颇有相通之处。不过，《万国公报》的此一警告尚另有一层意思：内乱将伤及外人，必引起西方报复。故李佳白要求清政府必须“格外谨慎小心，遇有外国之人，善为保护，不可轻启隙，以致诸多失睦”。居内地之无论商人、教士，都要“尽心保护”，不然外人自行干涉，权柄自归外人。（注：《亟宜防外患论》，《万国公报》(26)，卷93，第16351页。）由是可知：《万国公报》不希望中国内乱，这与上述它要求清政府维护大局、共保太平是一致的；同时，它宁可维持清潮政权，而不愿发生革命。这也正是列强尤其是英美的*取向。

其三，强调中国的变法新政应由英美人士来主持。这一点，李提摩太讲得最露骨。他建议清政府成立新政部，以总揽新政，其中华西人各半，主要应聘用英美人士。因为，“此两国皆无忮心，皆不好战，最宜襄助中朝”。他还明确要求让这些英美人士负责总管军事、学部、铁路、筹款、报馆等事项，并推荐了具体的人选。林乐知虽然没有像李提摩太这样，直截了当提出干预中国内政的要求，但他在所译《印度隶英十二益》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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