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无论如何，《万国公报》作者的共识是：中国不仅已经到了“不可不改，不能不改”的紧要关头，且其当务之急，还在于必须明确此种求变改过的取向何在：古法尚可守乎？中国果能自创新法乎？或者说，改革之道专在中国之酌古准今乎？显然，“殆非也”。中国变革的惟一取向，或叫救国的良药，只能是求助于西方：“中国之迫而求诸外者，势也”。（注：《险语对中中》，《万国公报》(25)，卷84，第15727页。）

《万国公报》发表了许多文章，对中国改革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其中，林乐知与李提摩太的意见最为系统。林乐知在《险语对》中提出“五纲”说：一曰“意兴宜发越”。中外交往，一向多阻，意兴阑珊。今求变通，当自意兴发越始。这包括皇上常召见各国公使，并派干员出使各国，以敦进中外和睦。铁路、电报、铸银局等一切益商之事，当大力推行。二曰“权力宜充足”。权力即国力，其强不在武备精良，而在人才兴盛。故中国变通之要务，“当以育才为本”。要设各级学堂，鼓励多读西书。同时设译书院，多派宗室子弟出洋留学。三曰“道德宜纯备”。四曰“政令宜划一”。宜合全国而权归于一，如水陆军务、关榷之税务、书院之考政、银局之圜法、信馆之邮政、国家军械局之工程、南北东西之铁路干线、官电局之报务，皆改使直隶于政府，由京师总揽宏纲，外省不得过问。办学经费由民众公捐，官不染指。路矿电信各公司，皆应由民间任意创办，官加保护。发明新法，保护专利，不能抑勒。同时，汰冗员，重法治。“法律为一国之主，上自帝后，下及庶司百职，同隶于法律之下，分毫不敢荡佚”。百姓身家性命受法律保护，“上既不能悖律以行私，下自不敢干律以犯分”，更不容官吏舞文以弄法。许民间仿议局之例，凡明理通律者，任民公举以入局。农工商各业有不便，“皆许局商诸官长，达诸部院”。五曰“体统宜整饬”。废刑讯，去妇女不许读书、缠足及娶妾等陋习。（注：《险语对下之中》，《万国公报》(25)，卷87，第15955-15958页。）李提摩太在《新政策并序》中则提出“四纲领”：一“教民之法”。派宗室近支王公、京师各大员、各省督抚子弟、正途人员如翰林等，出国留学，以通中外。立报馆、译西书、建书院、增中西一科，并定额取士，同时设广学部以例统管。二“养民之法”。修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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