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邮局、开矿、垦荒、制机器、开银行、铸银圆、保商贾、发行政府公报。三“安民之法”。中国百姓不安者，其故有二：外患与内忧，所以安民之法也即在于“和外”与“保内”。“和则大安也，大利也，不和则大危也，大害也。”欲和外，需与各国通好，维持大局，共保太平，尤其“应暗联有大权大德思保大局之国，以为己助”。保内之法就在于使民人各遂其生，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其道有四：中西学各适其宜，以免偏私；善筹借款，以解燃眉之急，以求百业俱兴；延请西人，改用西法，整顿海陆军；创行新法，鼓励发明创造。四“新民之法”。中国人多排外，当求改变，办法是：多见西人，多读西书西报，多派留学生出洋，多派使臣驻外，办好京师同文馆。（注：《万国公报》(25)，卷87，第15937-15942页。）
纵观《万国公报》所提出的“新政策”，有三点值得重视：其一，提示了民权的观念。林乐知在谈到应允许民间自由集资兴学、开办铁路电报工厂各公司，官加保护，而不容抑勒时，他强调的理由是：西方有君民共主与民主之国，中国虽难冒昧仿行，“然天之生人，无不付以自主之理，人之待人，独不应略予以自主之权乎？”（注：《险语对下之中》，《万国公报》(25)，卷87，第15955页。）这里显然是在表达西方近代天赋人权的重要观念。而他强调法治，以为上自帝、后，下至百官黎民，都必须同隶于法律之下，无人可以例外，百姓的身家性命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时，则无疑是在提示同样重要的平等的观念。从民权、法治的观念出发，议院的体制问题，自然呼之欲出。如果说，林乐知主张民间设议局，公举明理通律者为议员，以与官府交涉，还仅透露某些端倪的话；那么，狄考文强调“东西两洋，国势勃兴，推厥所由，实维议院”，中国目前不仅少堪充议员之人，且少能举议员之人，故难遽仿效。但今一旦兴学，人才蔚起，“于是并设议院，以通上下之情”，便成必然之趋势，则显然是指明了，中国改革必将导致设立议院这一新的*体制。（注：《拟请并设总学堂议呈译署王大臣》，《万国公报》(27)，卷100，第16860页。）主张从民权平等这些西方近代观念的层面上推进中国的变法，说明《万国公报》已不满足于洋务运动，而开始径直要求清政府在*领域进行某些改革。《万国公报》登载《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章程》等维新派的文件，在“附记”中报道了李提摩太专门赴京与维新派接触的消息，并写道：“京师新创之强学会，固与广学会气求声应者也。会中人多与先生游，得其序文，函属刊诸本报。因附记其缘起，匪曰玉之自炫，窃幸德之不孤。”（注：《万国公报》(25)，卷83，第15687页。）其对康梁维新派的关注与支持，本身也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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