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奋，国势缘是日盛。但中国却不然，选幼童出洋肄业，遽尔中止。守旧大臣如倭仁等极力阻挠，且发为谬说：堂堂中国，而学于外夷，耻也。结果争论纷起，采西学难得真正进展，守旧之思依然弥漫国中。“中国乃曰，我自有嘉果在，无藉于外也，又岂知中国之果，不可充饥，一旦饥馑荐臻，而始悔移根之不早，呜呼，不亦嫃乎！而彼日本者，三十年来，移他邦之嘉种，以成本国之良材，迄于今，柢固根深，果实已垂垂熟矣。”（注：《万国公报》(23)，卷71，第14837-14842页。）在林乐知看来，中日学西方谋维新，起步是相同的，但30年后日本终成伟业，而中国凌夷至今，究其原因，端在前者勇于革故鼎新，后者则“但守祖宗之旧训，不谙经济之新猷”，对一切改革格格不入。他指斥“临民人者，尸居余气，一窍不通”，其所谓“恪守祖宗成法”，所谓“成例不准更张，西事不可则效”，无非是加在中国这只千里马身上的“铁索”。（注：《险语对中中》，《万国公报》(25)，卷84，第15727-15730页。）林乐知以为，战败未必是绝对的坏事，中国若能痛定思痛，从此奋起摆脱守旧的铁索，其强盛当在不远：“余以为此正天之所以福中国”（注：《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论》，《万国公报》(23)，卷72，第14912页。）。《万国公报》早在甲午战争前，就已陆续报道日本变法维新的消息，不过较为零碎，更缺少评论。林乐知此文是第一篇系统比较中日成败得失的长文，观点尖锐，具有震憾性。
威妥玛也批评中国守旧，不动不变，偶有急难，则似虾一跳而水一动，及至事过境迁，则又相与淡忘矣。但他没有停留于对中国守旧痼疾的简单指陈，而是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人身上存在着的“自相矛盾”的性格。他说，华人并不缺乏聪明才智，甚至于外事也并非不了解，但问题在于，“知之者一人，行之者又似别有一人也”。自己常与中国大臣纵谈外事，后者总是回答说：我朝深欲效法西国，从格致之学入手，以成各种机器，必将取而用之。至于中国风俗与道学德行，则当终守而不改，“此华人之见解也”。但是日本却不然，风俗道德皆随新法而变。日人相信，格致新理需要风俗新章与之相适应。“即此一端，可见日人之巧于华人矣。”中国之误，在于墨守旧章的观念，“譬之于人，一手欲取新器，而一手仍紧握旧物，则心必纷而不能安。故有时敦聘一西人，使教华人以制造之业，及至绘图列说，铸炼成器，即曰：吾事毕矣。问其既得此器，能行与否，则日久而仍未见其行也。”（注：《英前使华威妥玛大臣答东方时局问》，《万国公报》(24)，卷73，第14991-14992页。）这里，威妥玛所谓的中国人“自相矛盾”的性格及其所谓的“华人之见解”，实际上就是洋务派所津津乐道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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