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丁(《北洋练兵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辑。)。俄国公使更是为此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已见前述。日本顾问的行动要隐晦一些。他们更注重的是在中国将领中培养亲日势力,达到间接控制中国军队的目的。
日本等国为中国培养留学生和派出教习在中国的军事学校中为中国培养军事人才,同样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一点,日本政府尤为突出。如1898年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给日本外务大臣的信中就,指出:“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事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转引自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第8页,台北1975年版。)日本参谋总长大山岩则训示来华充任顾问、教习的军官要“努力工作”、“在上层以实力培植亲日势力”,认为这是“最有希望的事业”,“是对华政策的百年大计”(南村知里:《近代中日关系史料》,第二集,转引自任恒俊《北洋军阀成因浅探》、《河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4期。)。事实上,从清末经北洋军阀时代以迄国民党统治时期,日本也确实在中国军界培养了一大批亲日派将领,为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发动侵华战争提供了方便,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列强既然抱着侵华的目的参与中国的军事改革,自然不会真正为中国尽心尽力。袁世凯就曾感叹:中国留日学生,“顾其肄业者、亦只士官。振武诸校,联队经验不过数月,止于少尉。其造就高级军官,号称大学者,尚不使我入室升堂,进窥精奥。推之各国,莫不皆然,愿学有人,问业无地”(《袁世凯奏议》,上册,第118—119页;上册,第487页;中册,第900—901页;下册,第1320页。)。因此,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来进行军事改革,不仅这“本身就存在着(外国)*干涉的危险性”,(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而且势必会给中国的军事近代化进程带来重重障碍和种种弊端。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当时中国毕竟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要创建近代化军队,必须而且也应该向先进国家学习。因此,在考
<< 上一页 [11] [12] [13] [1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