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是1988年在安徽合肥市举行的“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术讨论会”。当时会议的主办单位确定了这一中心议题，看来是用心良苦，从这方面评价李鸿章比较好谈，但实际上要回避经济以外的问题是很难的。会后编辑出版了《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一书，共收论文27篇，其中与甲午战争有关的论文占了一半以上。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是极其复杂的人物，所以对他的争论也最大。生前死后，毁誉相随。正由于此，对李鸿章的研究为数可观。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陆续问世的李鸿章传记、回忆录、年谱及有关专著不下30部，分别用中、英、日、德、法、俄等国文字发表于报刊的论文、评论高达400余篇。进入80年代以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盘否定的简单化做法逐渐少了，研究者更加注重实事求是，力求做到评价恰如其分。虽说如此，见仁见智总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从经济方面看，对他有肯定有否定，但基本上是倾向于肯定。许多论者认为，当时他所创办的近代工业具有积极或进步的历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潮流（注：参看张富强《建国以来李鸿章研究述评》，《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384、392页。）。所以，有论者称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化的奠基人和创建人”。但又指出：“令人遗憾的是，李鸿章放的中国近代化第一炮，恰恰没有放响，他又是中国近代化的失败者”。从军事方面看，对他的评价是臧否参半。他创建北洋海军，构筑海防工事，是为了防范外来侵略，尤其针对东邻日本，无疑是应该肯定的。而由于他的避战求和和指挥失当，又是他“最严重的误国大过”（注：姜铎：《略论李鸿章》，《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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