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对于由皇帝出面主持变法的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他曾向光绪陈说：变法之事“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戊戌变法》（四），第145页。）事实上，戊戌维新派领导变法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够成熟，光绪皇帝手中也没有实权，康有为急功近利的变法思想只不过是其一相情愿而已。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一反攻，维新势力马上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貌似有声有色的维新运动便告失败了。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提出了派学生赴日留学和翻译日文书籍的主张，认为：“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48页。）“译日本之书，为我文字者十之八，其成事至少，其费日无多也”。（《戊戌变法》（二），第223页。）19世纪末，青年学生开始赴日留学，但人数不多，翻译成中文的日文书籍亦廖廖可数。20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政”，派遣留学生成为“新政”的一项内容。自此，留学运动逐步高涨，留日学生急剧增加，至1905年已达8000余人。这些留日学生一面如饥似渴地汲取资本主义的新知识、新思潮、新理论；一面迫不及待地将它们介绍到国内，以武装国人思想，挽救民族危亡。“吾济学生也，输入文明，与有责焉，与其学成归国，濡滞时日，而后转述于国人，何如旋得旋输，使游学者、不游学者，日征月迈，同为平等之进步”。“吾侪有进步，而坐视内地之无进步，岂非放弃责任之甚耶”。（《叙论》，《湖北学生界》，第一期。）表现了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据不完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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