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译著内容十分庞杂，就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大部类而言，前者的数量略多于后者。由于清末社会正处于急剧变革时期，前者的社会影响要远远大于后者。仅社会科学译著大致上又可以分为明治维新史、世界史地、进化论、人权学说、国家学说、社会学说、伦理学、哲学、法学、逻辑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主义学说等10余类。其中包括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著名哲学家并上哲次郎、井上圆了、清野勉、十时弥、大西祝，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中江兆民，早期社会主义理论家幸德秋水等人的著作。

梁启超在谈及福泽渝吉时，赞扬他“著书数十种，专以输入泰西文明思想为主义。日本人之知有西学，自福泽始也”。（林志钧编：《饮冰室文集》之六，第115～116页。）在介绍加藤弘之时，梁启超说：“日本文学博士加藤弘之，德国学派之泰斗也，专主进化论”，“其言固多偏激有流弊，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故其影响及于日本学界者甚大焉”。（《加藤博士天则百话》，“饮冰识”。《新民丛报》第21号。）这些日本思想家、理论家的著作深受中国青年知识阶层的欢迎。蔡元培先生翻译的《妖怪学讲义录总论》曾先后5次重版。十时弥的《论理学纲要》被称为“中国历来出版的比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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