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清政府的种种苛刻*，严重地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并将中国商人置于无法与西方殖民者竞争的地步，甚至连海上航行的安全都保障不了。这与18世纪西方国家鼓励造船、进行远洋贸易的政策不啻天壤之别。

由此可见，清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只能归因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生产力的提高，而并非是清政府极易政策的结果。清朝弛海禁，恰恰说明了经济的发展对海外贸易要求的不可抗拒性。如果把这一因果关系搞清楚，考察清政府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还是开放政策，就不能只看它是否弛海禁，更重要的是，看它在弛海禁后做了些什么。显然，清政府并没有顺应时代的潮流，以国家的力量，推动经济的开放；相反，总是在抑制经济力中的革命因素，使国家的力量与经济的力量处在相反的方向上。正是这种反作用力，使18世纪中国发展的速度落后于西方国家。从这种意义上讲，清朝执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禁锢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使中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失去了发展的机会。

在18世纪中西贸易研究中，还有另外一种偏颇，或者说是一种思维习惯，即不从清朝经济的实际出发。只要一讲清朝闭关锁国，就把当时中国的经济说成是完全封闭的，一言以蔽之，清朝是个停滞的帝国；并以此论证闭关锁国的经济基础。这同样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只要稍加考察，就会发现清朝经济自有其活力和强劲的脉搏。例如，清前期的物价在发生着值得注意的变化，市场经济的成分也在不断扩大。不只一些有识之士，即是封建统治者也在朦朦胧胧地主张着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乾隆就曾讲过：“交易之事，原应听民之便，非可以法禁之、绳之者”⁴¹。而且，有关传统的“禁奢”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因而形成清政府对内经济政策与对外贸易政策的明显反差。这或许说明了，内部经济政策的相对开放缓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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