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的批准，方准造船。手续十分烦琐，要“具呈该州县，取供严查。确系殷实良民，亲身出洋，船户取具澳甲里族之长，并邻佑当堂画押、保结，然后准其承造”。造完，还要“该州县亲验烙号、刊名，然后给照。照内，将在船之人，详开年貌、履历、籍贯，以备汛口查验”35。这种政策，严重阻碍了清代造船事业的发展，也削弱了中国商民出洋贸易的能力。
清政府禁运最严的物资是粮食、木材和铁制品。其实，清代海运粮食，就国内而言，主要是“台湾之米，运至福建粜卖”。此外，中国商人还经常从暹罗进口粮食。因而，清廷也认为“海上无甚用米之处”，从大陆走漏粮食的忧虑，并无实据。至于造船木材，也大都由中国帆船自暹罗及南洋进口。然而，清政府依然严格限制洋船携带粮食的数量，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惧怕商民以粮食接济海外反清力量。康熙五十六年，清廷谕令，“禁止商船往南洋、吕宋、噶喇巴等处贸易”，理由是“彼处藏匿盗贼甚多，内地之民希图获利，往往于船上载米带去，并卖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处之人，不可不预为措置也”36。然而，对南洋或吕宋的西方商人来华贸易则不禁。此外，“澳门夷船往南洋贸易”也不在禁例37。此*奉行十年之久，使南洋的中国帆船贸易遭受到严重的损失。相反，却为澳门的葡萄牙商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他们取代中国商人，经营巴达维亚和广州之间的茶叶生意，赚取了巨额利润38。雍正初年，虽然在广州和厦门先后取消了对南洋贸易的*；然而，清政府对出洋商船的限制越来越严。雍正六年，经福建巡抚高其倬奏准，“定出口船只所带米石，遏罗大船三百石，中船二百石；噶喇巴大船，二百五十石，中船，二百石；吕宋等船，大船二百石，中船一百石”。“如有偷漏，以接济外洋例沦罪”39。这一规定，在中国帆船商人中引起了恐慌，他们纷纷抢购稻米，乃至造成巴达维亚粮价的上涨。清廷还重申了康熙五十六年的规定，即“出洋贸易人民，三年之内，准其回籍”。“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并视其为“不安本分之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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