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护天朝体制，防范重于经济。例如，18世纪，中国由四个海关减至一个海关，就是清政府执行。“防范”政策的结果。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弛海禁，正式设立了粤、闽、浙、江四个海关。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外贸易主要还是在粤海关进行。18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扩大对华贸易，派遣船只抵达浙江定海、宁波等处。清政府认为“浙民风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³⁴，于乾隆二十二年，颁布谕旨，令外国商船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关闭了其他三个海关。显然，这一举措，不只是为了防范外商，也是为了避免中国商人与外商扩大接触。以清朝当时海防力量，并非不能守卫四个海口。因而，就“防范外夷”而言，这一决定实无特殊意义。可是，它却阻碍了有可能扩大的对外贸易，使江浙地区的手工业失掉了一次发展的机会。此后，清政府对海运的限制更加严厉，专供出口的瓷器、绿茶、丝织品等，只能从它们的产地通过内陆运往广州，人为地造成了运输的困难，也提高了商品的成本。

实行一口通商后，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制定了“防范外夷规条”，得到了清廷的谕准。同其他*一样，被视为广州贸易制度的规条，也既防外商，又防内商。其基本内容是，严禁外商与一般商民接触，由清政府指定的行商总理“任何交易”。根据“天朝制度”，“疆吏从不与外夷通达书信”。因而，行商还承担有“从中勾通联系”的使命，并负责“管束稽查”外商。

尽管在广州贸易中，中国行商(习惯上称作广东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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