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的东印度公司是庞大的集股公司。入股者以商人为主，但是也有社会各阶层人士。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入股者，就有牧师、教士、工匠、工资劳动者，乃至女仆等。其投资额，少者只有一百盾，多者可达数千盾。最后从贸易所得利润中，按股分红。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由十七名成员组成的董事会，他们都是入股最多的大商人或银行家。尽管公司从国家取得特许权，但其经营却是自主的。

中国行商对广州贸易的垄断，完全出自清政府防范政策的需要。因而，行商又称作保商；他们也曾有过公行组织，但实际上都单独经营。公行的意义，实为行商间的互保，并非是资本的联台。其目的，在于互相监督，共同实施清政府的各项管理制度，其中包括对负债行商所欠款项的均摊。由于十三行并非是集股公司，经营资本严重不足。18世纪中叶，自广州贸易采取提前定货的办法后，大部分行商都依赖外商的部分预付款进行经营，对外商的进口货又往往采取赊购的方式。结果，导致行商频频破产。有些行商即使倘能惨淡经营，也已落入东印度公司资本的控制中，丧失了独立商人的资格。清代对外贸易的有利局面并未对商业资本的积累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能不说是清政府贸易政策的失败。

清政府对待出海贸易的政策，则以防范走漏禁运物资和民人流寓海外为主。

为此，清政府对出洋贸易船只的规模加以严格的限制。康熙年间，弛海禁不久，即规定：“商贾船许用双桅，其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舵水人等不得过二十八名。其一丈六、七尺梁头者，不得过二十四名。一丈四、五尺梁头者，不得过十六名。一丈二、三尺梁头者，不得过十四名”。而且，必须经过地方政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