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宗旨，与西方国家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政策的形成，既有历史和文化的背景，又受18世纪中国经济和*的制约。

清政府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并未摆脱中国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窠臼。与西方国家“增加财富”的观念不同。清政府更加强调体统。它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西方国家与中国交往是“输诚向化”、“远慕天朝”，因而实行“加惠远人、抚育四夷”的政策。允许西方商人在广州贸易，是“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³¹。乾隆二十四年，曾因生丝价昂，禁其出洋。数年后，又弛丝禁。在申明准其重新出口的原因时，除为国内生计外，清政府同样强调，也是为解决外国“织红不供”的问题，并称“圣训以天下之物供天下之用，尤为通商便民”，“诚中外一体之远模也”³²。显然，这种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实质上并非属于经济范畴，而是体现了中国封建王朝传统的“抚驭外夷”的观念，实为*的范畴。

传统的“抚驭”政策，从来就包括抚育和防范两个方面。在加惠远人的同时，清政府特别强调“怀柔之中，仍应隐寓防闲之意”，旨在“总于抚驭绥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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