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增强远洋贸易的能力，西方主要国家无不尽力发展本国的造船业，并且制定了有利本国航运业发展的航海法。其中，最基本的一条法规是，在本国港口限制外国船只进行转运贸易。例如，1724年瑞典制定的航海法，以英国法规为蓝本，规定外国船所载进口货必须产自其本国。如此一来，限制了荷兰、英国商船向瑞典贩运南欧产品，结束了他们垄断瑞典进出口商品运输的局面。这个航海法被称作是瑞典经济复苏的柱石，它促使了商人阶级的崛起，为寻求海外市场和建立东印度公司创造了先决条件。为了保障远洋商船的安全，瑞典政府还允许商船装备火炮等武器。后来，还建立了航海保险制度等²¹。

在对待货币输出的问题上，托马斯与早期重商主义者所持的反对态度迥异。他提出，“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一个国家单纯储存货币，并非有利；只有使它们“担负起致富的任务”、即用于贸易，才会增加国家的财富。这种观点明确地表达了货币具有资本职能的思想²²。欧洲各东印度公司与亚洲的贸易，正是按这种理论行事的。表面上，是英国、荷兰等国在用白银购买中国的手工业品和亚洲的天然产品；可实际上，东印度公司经营的大多是三角贸易，只不过以货币为媒介，完成不同国家间的物物交换，或者是通过进口货物的再出口，赚取差额利润。以英国的茶叶贸易为例，18世纪30年代，它进口的茶叶有百分之十八再出口；至40年代，再出口茶叶的比例增至百分之三十五²³。可以说，正是转口贸易和三角贸易，使东印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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