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一个政权对神权、君权、相权、兵权四大权力应该如何分配，才算是常规模式？笔者认为：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中国的特点。即与西方的封建时代相比，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要淡薄得多。像西方那样由教皇给国王加冕的事是不会发生的；相反的，历史上某些佛教、道教的头面人物却要受皇帝之封。也就是说：神权常常要依附于君权。农民起义的队伍开始时以神权来号召，这样的事历代有之。如黄巾军崇奉太平道，方腊起义崇奉摩尼教。但那只是权宜之计，不是正常现象。朱元璋起初参加红巾军，自是白莲教徒；但他一旦羽毛丰满，正式建立政权，就毅然抛弃宗教迷信，斥白莲教为“妖”而加以镇压了。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神权从来只是君权的附属物，谁能打平天下，谁就“君权神授”，从未发生过神权凌驾于君权之上的情况。因此在四大权力之中，君权、相权、兵权是实，而神权是虚。谁掌握了君权，也就同时掌握了神权。太平天国起义之初以“天父天兄”的神权相号召，这是可行的；但是正式建立政权之后，神权不仅没有逐渐淡化，而且不断强化，一切信天不信人，这不但成为敌方攻击的口实，也常常引起自己军民的反感。过分强化神权，正是太平天国逐渐脱离“常规”而于己不利的做法。
由于神权君权几乎合二为一，中国历代封建政权最理想的常规模式是三权鼎立。如汉初的刘邦自掌神权（斩白蛇）与君权（兴汉业），而以萧何掌相权，韩信掌兵权，结果战胜了虽是英雄人物却刚愎自用的对手项羽，创立了四百年基业，传为千古美谈。如果总结他创业的经验，除了能够放手用人之外，就是创立了一个四大权力妥为分配的常规模式。李世民年青有为，才能远远超过刘邦，在一段时间之内集神权、君权、兵权于一身，但他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共居相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后来又把兵权交给可以相信的大将。他没有违反三权鼎立的常规模式，所以能够长治久安。
赵匡胤收拾五十多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烂摊子，创立统一的宋王朝，也得力于他的重视文治，尊重相权，恢复了传统的常规模式。所欠缺的，是他过分抓紧了兵权，实行一种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兵将分离的军制，削弱了自己的战斗力，以至外患连绵不断。
朱元璋是元末群雄角逐中的胜利者，是个大老粗。他在建立政权之后，不让白莲教的神权凌驾于自己的君权之上，并且重用知识分子，尊重相权，这是很明智的做法，基本上符合于常规模式。可是打平天后，他却大杀功臣，废掉宰相，实行专制。这种集三权于一身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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