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制造舆论，掀起了戊戍变法运动。同时，在下层社会和激进的知识分子中，又不断的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清政府丧权辱国，要求彻底获得解放的革命斗争，南方的反洋教风暴，北方的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前夕的拒俄拒法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还有反对清政府出卖矿权和路权的抗争，以及各地爆发的武装起义，都体现了这种革命精神。这说明当年清朝贵族和李鸿章一伙从镇压太平天国出发，所制定的对侵略者妥协的卖国外交，沿用的结果，已引起了各阶层爱国群众的不满，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就不可避免的将更加尖锐起来。
三
从上述第二段中，大概可以看到，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所采取的对策和措施，继续推行几十年的结果，并没有使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得到巩固和加强。相反，这些对策和措施则日益成为削弱和埋葬清政府的重要因素。这正如马克思谈到英国在印度的雇佣兵举行起义时的情况那样，“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马克思：《印度起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页308。)到了19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这时不但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压迫剥削的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报应”已降临到压迫者的头上。
先以捐输和厘金而论，前者当时冯桂芬就指出：“近十年来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世变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召乱之道。”(冯桂芬：《变捐例议》，《校庐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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