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来看清政府的外交和后果。从清王朝方面看，慈禧掌权后，由于自身的腐败无能，以及它敌视人民的立场，保全统治特权的欲望，继续推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为镇压太平天国制定的妥协方针，因此在列强面前总是处于软弱和被动的地位。尤其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这种外交政策已走向死胡同，并用自己的言行表明，清王朝不过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货真价实的“儿皇帝”。一贯勾结讨好侵略者，长期出卖主权和利益的政府，理所当然受到人民的反对。这点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一些知识分子的言论中，不难得到充分的证明。如陈天华就大声疾呼，清政府“早已是各国的”了，“中国要瓜分了”，中国百姓已经“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所以“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把“守土官长”打倒了，中国才有出路。(陈天华：《警世钟》，《猛回头》。)邹容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清政府的腐败后断言：“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邹容：《革命军》。)这些击中时弊，反映人民心声的小册子，迅速广为传播，得到群众的热烈响应。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孙中山的言论和他主持起草的《兴中会宣言》，他回忆说，经过甲午和庚子之战后，“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的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芨芨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孙文：《革命原起》，《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丛刊）第1册，页9。)在宣言中还明确指出，之所以要推翻清王朝，原因之一，就是清政府的外交路线造成了中国被列强“蚕食鲸吞”、“瓜分豆剖”，人民已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这些都表明清政府一贯遵循的外交政策，沿用到光绪晚期，已成了他们本身的致命伤，最后招致灭亡，这是清政府得到的“报应”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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