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也使安居乐业的官将,不愿远跋风波,更难举家从征,即使有,也仅是一小部分,说不上要带走多少精兵能将,而影响天京空缺。
石达开1857年10月初离开安庆南下江西时,他只带走了安徽地区极少部分兵力,“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当时太平天国据有的天京上游和皖南北二十余府县守军均多未随他出奔,如梁立泰(桐城)、朱凤魁(宁国)、陈坤书(芜湖)、赖桂英(当涂)、叶芸来(潜山)、李秀成(六安州)、赖文鸿(休宁)、陈得才、张朝爵(安庆)、韦志俊、陈玉成(鄂东黄梅、应城一带)和林启容(九江)、黄文金(湖口),等等。石达开在江西临江、抚州等地始汇聚部队,虽然他后来在进入浙江、福建时拥众十万,但多非由天京、安徽带去的。
传统文化武装的近代农民,仍是热衷于血缘和宗法制。他们也最忌恨、厌恶他人的用人唯亲,拉裙带风。农耕社会的狭隘民族文化心理,促使他们之间永远处在失衡的天平上。所以石达开出走,而且越走越远,“壮士一去不复返”。太平天国最大的损害,乃是因创建天国领导核心之一的石达开离去而精神失态。农民拥护好领袖,在农耕社会,领袖最被群众视之为神。领袖信仰的危机,缺乏一个杰出的众望所归的统帅,在这个意义上说,“石达开出走的分裂行动,造成了太平天国最严重的损失。”
太平天国是近代中国的一次伟大农民运动。革命者不畏强暴,在进入长江中下游地域后,同时在几个战场开展和扩大战争。他们众志成城,仅以四壁多垒、一隅之地的十几万的兵力对抗拥有全国人力物力、后来还配备洋枪洋炮的清朝军队,真是一大奇迹,可是也给后人产生某种错觉和误认,以为太平天国有五十万、一百万的兵力;农民战争是大规模的运动,他们往往习惯于人海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分头打击、消灭敌人,但从总体说,他们的兵力是有限的。
天京内讧,死的死,走的走,当然有人力的损失,但见于天京城里干部和人员并未有多大损失,而安居的农民的惰性和习惯,使更多人不可能也不愿随石达开出走,所以天京政府仍能依靠原有的兵力,发展和壮大力量,在艰巨、曲折的敌我斗争中仍能继续战斗下去。当然,社会规律是不以人的愿望而转移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内讧牵涉广、时间长,造成的精神危机,影响全国全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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