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献资料虽然堪称汗牛充栋，但就某一具体的研究课题而言，却又往往显得相对不足，这是时常困扰研究者的一个问题。这方面仍然大有潜力可挖（注：从1982年开始，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委托，罗尔纲、王庆成主持并有龙盛运、吴良祚、赵云田等学者参加，开始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的“续编”。这部“续编”共分太平天国文献、清方记载和外人记载三部分，合计约300余万字，收录了多种新史料。虽已全部编译完毕，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出版尚遥遥无期，而罗、吴等先生均已作古，令人浩叹不已。）。就太平天国自身文献而言，《钦定制度则例集编》、《钦命记题记》等书至今仍未发现，还有大量的各类文书湮没无闻。西文资料是太平天国史料的一大宝库，内有不少记载大大弥补了中文记载的不足，但国内学者挖掘利用西文资料的情况却一直很不理想，从而使研究的深度受到限制。倘若能够重视利用西人原始著述，包括重视吸收、借鉴西方学者论著中的相关研究成果，无疑会有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茅家琦教授利用外文资料研究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史料固然重要，但研究者在探讨同一个问题时，时常会根据相同的史料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这就牵涉研究方法或研究态度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前已说明，在早期研究中存在着一味美化太平天国的偏向，这种现象至今仍隐约可见。如近有论著居然认为太平天国提倡*、经济和男女平等，殊不知这种观点早在20年前就已被学术界所否定。太平天国史研究“内冷外热”则是令人瞩目的另一现象。近年来，一些圈外学者进行客串研究，其论断虽不无启迪，但往往流于偏颇，否定太平天国、替曾国藩翻案的观点被炒得沸沸扬扬，出现了对前期研究中过左之处反弹过分的倾向。其实，这类观点了无新意，早在1949年之前就已有人提出。显然，一味肯定或否定太平天国都不是应有的态度，以一种先人为主的观点来阐释历史也决不是科学、严肃的研究方法，都会使研究工作流于简单化，从而使研究的深入受到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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