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统帅与前敌指挥部的严重牴牾，令保皇会行动陷于混乱。后来康有为函告丘菽园道：“仆意今专注于西，而办事人所用者皆东人也，以西中人地不宜，皆不欲西而欲东，又有含怒之心也。仆以西人虎视于东，汉事可鉴。即得之，恐为他人作嫁耳。又攻坚非宜，不若攻虚。累书劝告，而井上未以为然也。以东故费极多矣。今更难继，公谓如何？若以绝东专西为宜，亦望公发一长书劝井上。井上甚称林玉才（林已归井，同办一路）”。“秦西亦极以此为言，戒勿浪举，候其往英伦订约后乃可行。仆深然其说。”(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时间原定为自立军起义前，但函中有“汉事可鉴”，即指自立军失败事。又秦西即容闳，其于9月11日由日本航抵香港，随即赴英办理外交，则此函应写于此后。“井上甚称林玉才”，汤文误作“林圭”。据11月26日康有为致丘菽园函：“林玉同办，井甚称之。”（《自立会史料集》第330页）井上，仍为梁子刚。)
保皇会始终筹而不举，兴中会却在惠州树旗起义。清政府因汉事甫平，惠事又起，加上接连收到孙康两派运械起事的密报，“防戒极严，查搜益密，攻击更甚”(《康有为致丘菽园函》（1900年11月20日），转引自汤志钧文。时间为作者酌定。)。“粤事大局，翼、刚两大路皆为惠局所累”，叶湘南在东莞所办团练被查出，陈翼亭虽得密报走脱，“然梧州以其频上下，缉之极严”，其运械轮船也被迫停开，“部下因此有散者”。这时梁子刚“尚固持欲办”，康有为则“决意令停办东事，专意西机”。此后粤中党祸益甚，陈翼亭“大为其乡人所攻，致其寄顿之械多致发露，轮不能行，械不能运”，“不能举事，恐此与江事无异”。康有为再度表示：“既决为之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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