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如此，门生更甚。澳门总局担负着聚人联络，收拨款项，购械运货等项重任，相当于前敌指挥部。梁启超说：“现时先生既远在海外，其居港澳总持此事之人，即是当天下最要之冲。”(《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0页。)“内之布置义举，外之联络各埠，责任至重且大”(《与知新同人书》（1900年3月28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7页。)。康有为手定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也称它“握外洋之枢，尤为办事之主”(《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59页。)。康有为后来说：“若镜勉等，不过为通信驿卒，看店之等，非因大得失也。”(《康有为致丘菽园书》（1900年11月26日），《自立会史料集》第332页。)表面贬低总局的地位作用，其实是为弟子开脱咎责。该局实际主事者为《知新报》同人，如王镜如、陈介叔、刘桢麟等，而由王任总办。梁启超屡次用“散漫异常”、“极其散漫”、“未有人克称其职”等词句形容总局状况。他到檀香山两个多月，“寄澳门书六、七封，而彼中无一字之答”。“金山来函，亦言久不得总会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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