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门师徒是论学才子而非办事能人。他们知道，当乱世终非挟兵力不可立也”(《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7页。)，也懂得“凡办事与谈道不同，谈道贵阳，而办事贵阴，况兵者诡道乎！从草泽而与朝廷抗，又阴之阴者”(《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4页。)。但行动起来却力不从心，先定大而无当的计划，继以浮而不实的筹备，以同门人办天下事，结果四处碰壁，焦头烂额。丘菽园断然宣称：“文笔之徒不足与相语，竟与康有为梁启超绝交。”(《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7章《南清之革命运动》。)康有为经此一役，“自后不敢言兵”，不仅是害怕流血战争，更重要的是绝望于保皇会的军事能力，言兵无异于送死。倒是徐勤说得坦白：“若欲起事，必不能成，故亦无容议及。”(《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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