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海外华侨并不因此而见谅于保皇会。庚子后，徐勤每到各埠询问华侨：“皇上不复位，则如何？则必应之曰：求自立。欲保救皇上，则如之何？则必应之曰：起兵。”“若云起兵不可，自立不可，则人必曰：开会何用，又何必筹款乎！”(《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1一202页。)为了稳固财源，维持声势，保皇会开始自觉地以勤王名义为谋财手段。康有为佯称总局只是“阳命暂停”，“自外视停罢之后，乃再行密开”，以化解华侨疑心，与丘菽园争夺捐款，并借起义之名鼓动“开新埠，筹新款”(《康有为致谭张孝书》（1901年7月5日），《近代史资料》1992年第1期。)。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张智若等前往联络。康有为等既不赞同此举，且不信有成功希望，但鉴于“言西事，各埠皆欢喜，散岛会友每人捐一月工银，即□言西事得来”。便不加劝阻。梁启超则借办学名义遮掩，“免使外人谓我一事不办，谤为棍骗也”(《与穗田二兄书》（1903年9月1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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