洵非易得”。行状和墓志铭中也提到他“在政府不立崖岸，于中外利弊独洞见本源，力持大体，不为众说所淆”，早年“与文文忠，宝文靖，李文正、左文襄、李文忠诸公互相砥砺，……成一代名臣”、“于外省利病，洞见本原，与各疆吏文牍往来，但责成效，不为遥制，俾人人得以尽言尽力。回銮以后举行诸政尤得要领”。（注：参看《荣文忠公全集》卷一、卷二。）刘坤一在复冯莘中也说：“现在两宫慈孝相孚，诚为宗社苍生之福，而其枢纽全在荣相。内则设法调停，外则勉力撑持，宁国即以保家，此公解人，当见及矣。”盛宣怀素知荣禄主张变法，因此在荣禄甫接谕旨奉调入京后，马上电致荣禄：“深宫举动似未可操之过急，以防彼族藉口干预内政。拿问诸人连类查办，似宜从宽，一面以懿旨明谕中外，一切新政持平办理。力求自强，以消乘间伺隙之心，以慰薄海臣民之望，大局安危，间不容发，扶危定倾，非中堂莫属。宣蒙中堂不以寻常相待，既有见闻，不敢缄默，企垂察。”（注：《愚斋存稿》第四册，942～943页。）
1899年9月24日，《国闻报》刊载论说，指责荣禄强悍无识，敢无（为）不道，包藏祸心，乘间思逞。严复阅后，“试平心覆观，其所指之人是否如此，则真未敢轻下定语也。”严复认为荣禄只不过在与康有为同日召见时在皇帝面前说过康不可用，“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此亦何足深恨”，而后来荣禄入京后祸机已熟，怎么能够说所有杀逐之事皆荣禄所为？因而对荣禄的批评是言过其实的，而《国闻报》将此种文字刊列，实属造孽。严复还指出荣禄忠于所事，有值得称道处。（注：《严复集》第三册，533～534、539页。）这些文字从一个侧面说明荣禄是当时较为开明、识大体的官员，他在政变后力图挽救危亡多事的时局，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同时继续赞同行之有效的变法活动。
荣禄在政变后不仅不是坚决主张废罢光绪帝的守旧党，反而极力在慈禧面前斡旋，希冀缓和两宫关系。荣禄认识到一旦废掉光绪帝，统治阶级最高层出现严重矛盾，会使外忧内患的局势进一步恶化。陈夔龙回忆当时之事说：“当戊戌政变后，宫闱之内，母子之间，盖有难言之隐矣。而一班薰心富贵之徒，致有非常举动之议，东朝惑之，嘱荣文忠从速办理。公谏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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