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后荣禄继续主张变法改革，他认为“乱党既已伏诛，而中国一切变法自强之事，亦当择其紧要者次第举行”。而刚毅等人主张新法万不可用，维新党人应屏斥一空，荣禄以中外情势与之反覆辩论。（注：《国闻报》，1898年10月23日。）可见，荣禄主张变法的初衷并未因政变的发生而改变。八月初六日政变后，十一日发布上谕：“朝廷振兴庶务，筹办一切新政，原为当此时局，冀为国家图富强，为吾民筹生计，……此外业经议行及现在交议各事，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材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亟当切实次第举行。其无益时政而有碍治体者均毋庸置议，着六部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加核议，据实奏明，分别办理。方今时势艰难，一切兴革事宜总须斟酌尽善，期于毫无流弊。朕执两用中，不存成见，尔大小臣工等务当善体朕心，共矢公忠，实事求是，以副朝廷励精图治，不厌求详之至意。”荣禄在政变入京后备受重用，许多重大事件常常一言定议，这道上谕的颁发，荣禄应当起到了促成的作用，而谕旨中的内容也和荣禄的思想相符合。此后以光绪或慈禧的名义多次下达旨意，重申关系国计民生的自强新政应实力举行，尚未兴办者亦当次第推广，并保护外国教士、免滋事端，责成各省官吏破除积习、实心任事，励精图治，共济时艰。（注：光绪二十四年八十四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六日、二十九日，九月初一日、初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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