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人之大弊，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冶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此两学所以终不能合，徒互相诟病，若水火不相入也。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且既不讲义理，绝无根柢，则徒慕西学，必无心得，只增习气。”(《奏议辑览》《军机大臣总理衙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所附章程。)

　　将梁启超的观点与宋伯鲁上呈奏折相对照，内容简直毫无二致。我们不能因同样的言论出自宋伯鲁之口，便推论其与张之洞的《劝学篇》有相似之处，何况对“中体西用”的口号也应作历史的分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明确提出：“甲午丧失，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惟维变法’，而疆吏李鸿章、张之洞亦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可见“中体西用”的口号，并非只是洋务派一家使用，当时，凡谈时务、言变法的人无不接受这一主张。同样是“中体西用”，维新派与洋务派各自理解亦不尽相同，而且在百日维新期间，双方亦未就这一口号发生过什么原则性争论。具体到宋伯鲁而论，他在变法过程中自始至终与康有为等人志同道合，休戚与共，他的许多奏章，既表达了他本人的意志，也反映了维新派的政见，因此很难把他同康梁等维新派分开，而与张之洞等洋务派联系在一起。

【资料来源：《人文杂志》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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