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光绪帝与维新派对伊藤之到来，却完全是另一种心情。洪汝冲早已向皇上提出“借才”之建议，要求对伊藤等人“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访周谘，则新政立行”，并认为“中国转贫为富、转弱为强、转危为安之机实系乎此。”(洪汝冲：《呈请代奏变法自强当求本原大计条陈三策疏》，见《皇朝蓄艾文编》，卷五。)因之，伊藤刚到天津不久即感到“清国上下，欢迎之情，笔难尽述，皇帝陛下，似亦久待我矣。”(《伊藤公全集》卷一，《书翰》，78页。)

　　尤其是七月二十九日伊藤博文由津抵京后，与康有为等人频相过从，张荫桓还于私邸“夜宴伊藤”。据《国闻报》报导：当时京朝大小官吏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饩廪，持此议者甚多。”(《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八月二日。)譬如，候选郎中陈时政于八月初三日呈递的奏折中，即极力主张“异国人才宜亟借用”，“顷闻伊藤罢相来游中土，已至京师，将蒙召见，如果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自于时局更多裨益。”(一史馆：《条陈时政便宜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三日。)陈时政此折当天即由军机大臣随同其它折件一并“恭呈慈览。”(一史馆：《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光绪帝则根据维新派的建议，决定于八月初五日召见伊藤博文，并由张荫桓事先拟好“问答节略”，　同时还决定于八月初八日邀请李提摩太“引见就顾问职”。(苏特尔：　《李提摩太传》，　见《戊戌变法》第四册，234页。)

　　光绪帝和维新派的这些活动，引起顽固派的恐慌，并促使他们加紧策划政变。荣禄一伙决计要在光绪与洋人直接联系之前，提早一步采取行动。经过守旧派一阵紧锣密鼓的谋划之后，八月初三日御史杨崇伊迫不急待地向慈禧呈递了请求皇太后训政之密折，这是导致八月初四日政变发生的一个重要信号。杨崇伊系李鸿章之姻亲，又是慈禧的耳目和鹰犬。他选择于八月初三日上密折，是守旧势力密谋策划的结果。顽固派考虑到杨崇伊官位低微，故让杨将密折交给满族贵族奕□，由奕□“转达颐和园”，(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没有通过正常的递折渠道，故在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中，密折未曾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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