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革命原起》，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第7页)在海外也“应者寥寥”，“数年之间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已”。（孙中山：《革命原起》，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第7页)可见当时国内并不具备实行这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路线的现实基础。另外，戊戌变法前乃至变法失败后的一段时间内，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维新派的关系还是较融洽的。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七年间，兴中会的杨衢云、谢钻泰等曾与康广仁、何易一“商谈两党合作事宜”；一八九七年冬，孙中山推荐梁启超任侨商学校的教师，其他兴中会骨干分子和维新派也“时相过从，互讨论时政得失。”（冯自由：《革命逸史》，《戊戌变法》第四册第241页)这也可见当时并不存在什么以改良抵制革命的问题。
当民族资产阶级在迫近眉睫的危机形势下，为了救亡图存、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而立即采取积极行动时，维新派选择了和平改良的道路，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应该说是唯一可行的、策略的路线。这可与日本明治维新作一点比较。日本的维新志士最初也企图只依托旧政权实行改革，后来终于先以历时一年又五个月的戊辰战争推翻幕府统治，然后才陆续进行自上而下的各项改革，结果取得了成功。日本的维新志士之所以能这样做，国内封建阵营的分化是一个决定因素。从十八世纪开始，日本下级武士中一部分人学习“洋学”，形成了新知识分子集团。中上层武士中间也出现改革派，形成在*上比较有力的革新势力。
另外，幕府与强藩的矛盾在日本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从未终止过，这也有利于改革派。而且，明治维新的领导骨干，如吉田松荫、高杉晋作、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都有较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而中国封建阵营的分化远不及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各省督抚大都是西太后所擢用的顽固派分子，后党牢牢掌握着军政实权。而维新派的领导者主要是在野士大夫，缺乏实际的*、军事斗争经验。他们与社会力量的联系只是开学会、办报馆等，所聚者无非是青年士子、开明士绅，所指靠者除了仅能发发“上谕”而实际上是“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康有为：《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48页)的光绪帝外，无非就是“内有常熟，外有南皮”（谭嗣同：《上欧阳瓣□师书》，《谭嗣同全集》第334页)（即翁同和、张之洞）。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除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改革之外，还能怎样“暴力革命”呢？后来梁启超也说过，日本皇室有诸强藩之兵可依赖，“故王室得其维持，而志士有所凭籍”，而中国维新志士则“一身毫无凭籍，惟有引颈就戮而已”。（梁启超：《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会社论中国政变书》，《戊戌变法》第二册第604—605页)这确是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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