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应当指出，有没有提出土地问题，并不是判别其是否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准。从最终的结局看，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当然要解决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但资产阶级革命往往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如同列宁所说，它是一个历史过程。这样，在它所要完成的总任务中，必定有它首先要解决的任务和第二、第三步才能解决的任务，这要视当时当地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及其主要障碍而定。例如，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独立战争）时就没有提出和解决土地问题，因为当时英国人对北美殖民地的*压迫和经济剥削是那里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阻碍。又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仍然保留着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在地税改革（1873——1881年）后三、四十年间，封建土地关系在农村仍占主要地位。

　　同样，在十九世纪末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并不是封建土地制度。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开始在中国市场大量倾销，到九十年代，洋货进口值比六十年代几乎增加了四倍。而在甲午战争后，洋货输入量更有了急剧的增长，1895一一1898年间平均每年入超四千七百多万两银子。（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第48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同时，大量涌入的工业投资更使得“华商有束手之危，洋商成独揽之势”。（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十五)而清政府对民族工商业一直实行着厘金税、高额出口税等扼杀政策。如福建省各地的茶叶，经福州出口所纳的各项厘金、出口税高达35％，（《时务报》第一册第11页)有人慨叹：“此明明力窒华商之生机，而暗畅洋商之销路矣。”（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十五)可见，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超经济摧残。因此，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首要任务是打破封建上层建筑的束缚，由资产阶级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保护、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戊戌运动没有提出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这固然是它不彻底性的一个表现，但不能据此否定它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

　　关于维新派采取自上而下的和平变革路线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维新派实际上是用改良来抵制革命。这是难于苟同的。的确，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一八九四年底开始了初步活动，次年二月成立了兴中会，并提出了一条武装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路线。但是，问题在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力量极为微弱，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前，兴中会在国内的活动几乎无法开展，“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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