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五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洋务派“自强新政”运动的彻底破产。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各国相继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着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民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强烈呼声。但是“图存”之路由谁来领？只羡慕西方船坚炮利的洋务派已经被事实证明是不能救中国于危难之中了。历史的任务只能落到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身上。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出现了第一次高潮。从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九年这四年间设立的商办厂矿超过了过去二十多年的总数，其资本总额已超过了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并取得了主要的地位。（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第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但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仍然受到腐朽的封建上层建筑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压迫。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增长，打破这双重束缚已经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严酷的形势迫使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认识到，必须寻找新的出路，才能谋求祖国的独立富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9页)于是他们发出了“效法泰西”，实行“全变”（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97页。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版)的呼声。他们从“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97页。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版)的认识出发，要求进行一次根本的改造，变封建的中国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八九五年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虽然未能阻止辱国丧权的《马关条约》的签订，却激发起中国人民更大规模的爱国热潮，资产　阶级变法维新的*主张籍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维新派人物到处奔走呼号，慷慨陈词，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在这样的气氛中，康有为等维新派领袖陆续提出了各种实行全面变革的方案。他们通过上书请愿，创办报刊，组织学会等方式，极力宣传“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戊戌变法》第三册第18页)的道理，力图使光绪皇帝和其他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认清大势，支持变法维新。

　　一八九八年一月，在上奏推举康有为的呼声日渐增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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