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红梅阁笔记》的上述记载并非得自道路传闻。张一□是袁世凯的幕客。文末，张曾加注说明：“此数语皆袁所亲告人者。”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人”，很可能就是张一□自己。1926年，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说：“关于戊戌一节，系光绪末弟以袁将返里（即伪称足疾之后），直以此事问之。袁曰：‘吾有日记当与汝。’翌日以此相授……其先时付印者在南通书林有一单行本，即费君（仲深）向弟处抄录而流至南通者也。”1945年，张一□在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的第三页上，又有一则眉批说：“戊戌之变，癸卯之役，余在幕府时，始终未敢诘问，直至宣统元年，将归河南之际，乃面问颠末，袁氏有手书一帙，后为南通翰墨林出版。”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已知共有两份底稿。一份袁世凯交给他的儿子们“密藏”，一份交给了张一□，于1909年首次在南通刊行。可见，张一□是袁世凯《戊戌日记》的托付者，二人关系极深。张一□既然曾向袁世凯“面问颠末”，袁世凯自然有可能将部分实情告诉他。

　　戊戌政变后，光绪即被西太后囚禁，郁郁寡欢，于1908年11月去世。接着，西太后也病死。清政府的实权掌握在摄政王载沣手上。这时，袁世凯已因实力膨胀而为满族亲贵所忌，载沣又是光绪亲弟弟。这种状况，使袁处于忧疑危惧之中。载沣也确实准备诛杀袁世凯，只因顾虑他羽翼已成，又担心帝国主义反对，才不得不接受张之洞的劝告，以患有足疾为名，命袁开缺回籍养病。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将《戊戌日记》托付给张一□的，其目的是为了洗刷自己出卖光绪的罪名。因此，既要竭力开脱光绪和“密谋”的关系，把他说成对此一无所知，同时，又要宣扬自己如何恳求荣禄，“保全皇上”，是一个大大的“忠臣”。这样，作伪就在所难免了。

　　光绪皇帝将挽救新政和自己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18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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