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册，第333页。在这份“新史料”中，原文未出现毕永年的名字，一处用“□君”，一处用“湖南□□□”，据杨天石先生《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载《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考证，这两处均是指毕永年。但值得注意的是，王照的笔谈所讲兵围颐和园密谋形成的时间与《诡谋直纪》不同，而与康有为《自编年谱》一致，也说康有为等接到密诏以后才有兵围颐和园的计划。）可见其与康、梁的矛盾已经相当深了。
由上述毕永年参与伪造谭嗣同血书等活动来看，他同康、梁一样，对于史事本身并不很尊重，有时随意改窜史实以为自己的*活动服务，所以他留下的“史料”也和康、梁留下的一样，真假错杂，不可轻信。
毕永年的《诡谋直纪》可能是写给日本人看的（前引杨天石先生如是说），目的是通过揭露康、梁“庸医*”，使企图调解孙中山和康有为两派矛盾的日本人完全抛弃康、梁而专力支持孙中山一派。这样的目的，就决定了《诡谋直纪》通篇对康有为持贬斥态度，全无好感，并将兵围颐和园的计划作为其草率行事的典型事例予以揭露，甚至将夜说袁世凯的举动也归咎康有为一人，而将亲自往说袁世凯的谭嗣同说成是反对康有为意见的，从而更加深读者对康有为的恶感。
其实，以情理而言，毕永年在戊戌七月千里赴京寻找谭嗣同等维新党人，不可能对康、梁没有好感，如果他当时确实有日记，应该对他们有溢美之词。
以上，我们辨析了《诡谋直纪》主要的不实之处，但这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这份追记的史料价值。我们可以相信，毕永年在戊戌七月进京后，肯定与闻了一些密谋，以其有会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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