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康有为徐致靖草拟一道推荐袁世凯的密折，于七月二十六日递上，折中并未明言天津阅兵事，而是说：“方今泰西各国日议增兵，不遗余力……而我门户洞开，要隘尽失，于时听其要挟，则断非赔费割地所能厌诛求，不得已与之决绝，则彼数十百倍精练压境之兵（按主要指俄国），何以御之！”所以请特选将才袁世凯，“于召对，加以恩意，并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注：《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5页。）继之，康又为谭嗣同草密折，“请抚袁以备不测”（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60页。）。
从上引康有为所述经过和代拟的两道奏折内容看，还没有在北京搞政变的迹象，仅是被动应付可能发生的不测，而不是主动进攻。
光绪帝对维新派的建议有所领会，在接到徐致靖奏折的当日就有旨“电知荣禄，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注：《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徐致靖的奏折虽说“密保智勇忠诚之统兵大员”，但光绪帝却未将其作为密折处理，据《随手登记档》记载，此折由军机“缮稿递上，发下，由堂封交总署”，又“恭呈慈览”即送交慈禧太后阅看。（注：《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如此处理徐致靖的奏折，说明其内容没有什么必须对慈禧太后保密的。
袁世凯接到召见的谕旨后，于七月二十九日从天津来到北京，八月初一日在颐和园召见，当日又有旨“以侍郎候补”，初二日谢恩召见，又有旨令于初五日请训回津。据袁世凯《戊戌日记》记，他在京时，至初三日晚谭嗣同拜访他之前，除了两次见光绪帝外，一直忙于拜见京城大员，而与康有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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