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康有为等在七月底尚致力于开懋勤殿，并且正在做入值其中的好梦，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在这时策划在北京搞武装政变。

    关于请擢升袁世凯，是针对风传九月天津阅兵时可能废掉光绪帝而采取的措施，而并非要在北京搞政变。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述：“是时以天津阅兵期迫，收兵权则恐惊觉，不抚将帅则恐不及事，日夜忧危。复生至是知上果无权，大恐惧。吾于是连日草请仿日本立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胄而统之。”（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59页。）又说：“先是虑九月天津阅兵即行废立，夙夜虑此，友朋劝吾居日本以待变，吾不忍也。以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聂一武夫迥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而袁与荣禄密，虑其为荣禄用，不肯从也。先于六月令徐仁禄毅甫游其幕与之狎，以观其情，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使毅甫以词激之，谓‘我与卓如、芝栋、复生屡奏荐于上，上言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公何为与荣不洽？’袁恍然悟曰：‘昔常熟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左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毅甫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于是事急矣。”（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59-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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