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引清廷八月十四日谕旨、袁世凯《戊戌日记》和康有为《自编年谱》，可以断定，康有为等确实有利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计划，而不是梁启超所说仅是防备九月天津阅兵时可能发生的政变。

    毕永年“日记”所记兵围颐和园的密谋，在基本点上与《自编年谱》一致，但所说的决策时间不同。毕永年说兵围颐和园的计划是在八月初三日以前就已经酝酿和制定了，而康有为却说是初三日才决定的。这种不同，不单纯是时间问题，还涉及到维新派在变法失败前夕的一系列策略问题，所以有必要对此作一番辨析。

    毕永年“日记”记载，毕于七月二十七日到京，二十九日康有为即与他说到密谋事。康说：“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杀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并对毕说：“汝且俟之。吾尚有重用于汝之事也。”八月初一日，光绪帝有旨，令袁世凯以侍郎候补。康有为因此召毕永年。毕永年记下两人如下对话：康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如何？”毕曰：“仆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如有异志，非仆一人所能制也。”康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按这里所记，康有为至迟在八月初一日就已经决定在北京搞政变了，具体计划是说服袁世凯派兵围颐和园，而由毕永年亲自带人去捕慈禧太后，将其废之。

    毕永年对密谋的记载既详细且生动，但不可尽信。考察一下政变前夕的形势和维新派的相关活动，可以断定在八月初三日以前，康有为等不可能密谋在北京搞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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